二

   在这些问题上，福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答案。

和詹姆士的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相反，福柯主张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福柯指出，“人”这个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仅仅是近两个世纪的产物。真理也不是人的创造物，而是权力的创造物。在《权力与知识》一文中，福柯讲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我认为，这里重要的事情就是，真理并不外在于权力，或是缺乏权力：同认为历史和功能可以报偿进一步研究的人的神话相反，真理不是自由精神的奖赏，不是持续孤独的产儿，也不是那些成功地解放了自己的人们的特权。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一件事情，它是由多种多样的限制造成的，并且它属于这些限制的效果。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领域，它对真理的总的政策：这就是那种类型的话语，即，它在其中作为真的被接受和起作用。”[2](p 232)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写道：“个人不应被当作某种基本内核，某种最初的原子，某种多样的、惰性的物质，由权力系在一起，或者被权力突然打击，并且在这样做时，征服和挤压个人……个人是一种原始的权力效果，与此同时，或者更精确地在这个内容上说，他就是这种效果，他是它的明晰性的的因素，权力构成的个人同时也是权力的车轮。” [2](p 232)

 应当说，福柯这个结论不是偶然做出的，而是他大量精心研究的结果。他早就注意到社会机制在知识构成中的作用。在《癫狂与文明》中，福柯别出心裁地考察了精神病现象，表明癫狂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些规范的产物。从中世纪的愚人到古典时期的疯子，从皮耐尔的精神错乱者到现代精神病理学的患者，癫狂的能指和所指在不断地变化，要找到对癫狂的统一界定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点、为一定规范所界定的东西，在这里指的是疯癫，在那里指的是萨满教等等。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福柯很快发现，社会机制或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形的深层认识架构决定的，社会机制和知识是由这种深层认识架构建构起来的。在《词与物》中，福柯称这种深层认识架构为“认识型”。他对三种不同的“认识型”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做了详尽说明（当然，福柯远不认为认识型只有三种）。福柯指出，在文艺复兴以前的认识型是相似性，人们按照相似性的四个原则来认识自然和认识自己。这四个原则就是适合、效仿、类推和交感。和它相对应的知识几乎包括方方面面，魔术和博物学也在其中。17、18 世纪的认识型是表象的同一与差异，在同一与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了尺度的比较和秩序的比较，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图表。和它相对应的知识有自然史、货币理论、普通语法以及作为智力训练的数学等等。19世纪的认识型是结构与功能，这种认识型的特点是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和它相对应的知识包括大写的历史、生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所有这些认识型以及附属的知识形式并不是连贯的，而是一个排斥一个、一个抵消一个，因此，正如我们找不到统一的对癫狂的界定一样，我们也找不到统一的知识或真理。正是基于这些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福柯才果敢地断言，没有人，人是在无人称的认识架构中被建构起来的，具体地说，人处在19世纪的认识型中，而且是处在由这种认识型建构的知识的夹缝中，随着这种认识型的消失人也必将死去。福柯像一个预言家那样写道：“假如那些排列会像出现时那样消失，假如通过某个我们只能预感其可能性却不知其形式和希望的事件，那些排列翻倒了，就像18世纪末古典思想的基础所经历的那样——那么，人们就能恰当地打赌：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3](p 506)

几年后出版的《知识的考古学》标志着福柯对知识的成因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但用话语实践取代了“认识型”概念，而且着重研究了话语的社会背景。福柯深深感到知识或真理不是孤立的，在一定时期内，一种知识话语不但和其他知识话语形成纵横交错的话语群，而且和非话语的经济与社会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精神病学这个19世纪建立的新学科便和司法审讯、警方情报、调查等司法机构组成的网络联系在一起，和监狱中的惩罚限定联系在一起。他说：“不过，在探讨这一新型学科时，我们发现了两种东西：在这个学科出现的时代中，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和在经济中决定了概念、分析和论证的巨大变化的东西，这是存在于住院、进精神病院，社会排斥的条件和程序、法学规则、工业劳动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标准之间的各种关系的作用，简言之，这是一个标志着这种话语实践的陈述形成的整体。”[4](p 231)福柯进一步指出，话语实践的规则虽然不能构成一门理想的科学，但是，“它们构成知识或幻觉、公认的真理或被揭穿的谬误，最终的成果或被克服的障碍那样起作用的东西的先决条件。”[4](p 235)“有一些知识是独立于科学的，但是，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4](p 237)

 对话语实践的认识导致了福柯对知识或真理从考古学研究转向了系谱学研究。福柯在70年代发表的《语言的话语》、《尼采、系谱学和历史》、《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用系谱学方法发现，话语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造就的，正如人也是由权力造就的一样。人不是现代知识型推论的构造物，而是权力的产物，是社会的惩罚、监督、规训、教育把人规范或塑造成那样的。福柯认为，虽然现代权力的规范手段比中世纪要温和得多，但是，它们对人的控制却更为严密，更加无孔不入。80年代福柯对性的研究可以说就是对以上观点的诠释。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敏锐地揭示了性对于权力具有何种意义以及权力是如何对性进行控制的。他说：“千万不要把性描述成本质上与一种竭力驯服它而又往往无法完全控制它的权力毫无关系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倔强冲动。相反，它是权力关系中来往特别密集的通道：如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神父与俗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等关系中。在权力关系中，性不是最沉闷的要素，而是手段最高强的要素之一：适用面最广，而且对于各种最具变化性的策略，它也能够提供支撑点和连接点。”[5](p 75)按照福柯的看法，在西方，即使在现代，男人和女人、老年人和年轻人、父母和子女、教师和学生、神父和俗人、政府和人民之间实际上也不是享有同等的权力，而是前者处在支配的地位，后者处在被支配的地位。这种关系在性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反映，其表现就是前者运用他们的话语权和其它权力来规范后者、支配后者。从以科学的方式促使后者坦白、到各种各样的说教，从家庭房间的布置到学校教室的安排，从法律的监禁到精神病学的治疗，总之到处都渗透了权力的要素。这种权力的渗入远比中世纪单纯的惩罚复杂，而医学、法律等知识无一不是这些权力的代言者。

   福柯反人道主义的真理观激起的反响甚至比当年詹姆士人道主义真理观激起的反响更为强烈，因为他在上帝的神话被破除之后又破除了另外的神话，即真理的神话和人的神话。福柯想告诉人们的是，对那些打着真理的旗帜、人的旗帜出现的人，要提高警惕，他们很可能是在这些漂亮旗帜的掩盖下为某种权力张目，即使在他们不自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福柯反对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并不是不主张讲知识或真理，而是要证明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不是真理。关于这一点，同是反人道主义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说道：“因此从人的本质是如何被规定的方式上着眼，那么一切形而上学的独特之处都表现在形而上学是‘人道主义’的。据此看来任何人道主义总是形而上学的。”[6](p 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