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生存条件的改善和所谓“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相反，在根性的驱使下，人对“享乐主义”的追求，却只能使自己与自由的目标背道而驰。正如西方人艾里希．弗罗姆所言：“现代文明的失败在于利己主义的颓废与变迁。这种危机不是由于人们过分关切自己，而是人们迷失了自己的心灵。对真正的自我利益没有充分关切；更非由于人们太自利，而是他们执迷于物欲，不懂得关爱自己。”我们不需要什么“天堂”，也无需畏惧所谓的“地狱”，更不必起祈求“上帝”的护佑，我们需要的只是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在生命的过程中珍惜自己的每一次呼吸，充分行使生命的权利，最大程度地使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得以实现。

人运用理性的生命权利实现自由的方法可以用《论语》部首的半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学而时习之”。“学”依赖于教，这里的“教”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素质是人实现自由的能力。素质教育是在培养人的承担生存条件义务能力的同时，以生命的权利行使为主题，以个体的人的自由实现为宗旨的所有教育活动的总称。

教育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首先要有一套完整的有关素质教育的理论及实施教育的方法、步骤、组织机构等；其次，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除常规学校的专职教师外，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所有公务人员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员，他们在社会中的第一角色应该是教师，并应当具备履行教师职责的素质。施行素质教育的政府所施之政方可称之为德政。

要实施全民素质教育，首先要革除现存的诸如以“级别”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给予不同物质利益待遇之类的陈规陋习，提倡“君子固穷”，使所有的“官位”无“利”可图，让心术不正的人望权却步；其次，要有具体可行的考核人的素质高低的方法、措施，确保所有履行教师职责的人的素质与其担当的角色相当。“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即使科技再先进，经济再发达，物资再丰富，也无异于“草菅人命”。

“学”可以使人从愚到智，从昧到明，给人的生命注入具有生存意义与价值的内容。而“习”则是通过修身，逐步提高素质，增强实现自由能力的生命过程。“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是儒家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人们运用理性的生命权利“习”身求自由的“操作规程”。对此，现代人应当认真地学习与继承。我们只有把人生价值的实现从“外求”转为“内求”，从被境遇所役使、所左右的被动生存式，转变成认识自我、把握自我、改善自我、关爱自我，以提高自身素质为主题的自主生存式，才能开启具有自由意义的人生航程。

自由的实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相对自由段和绝对自由段，健康、积极的人生应该是一个认识自由、追求自由，在具备获得自由的素质和拥有相对自由的基础上，最终使绝对自由得以实现的完美过程。在相对自由段，人生的使命是运用善根性，主要是生命的理性权利解除恶根性的束缚。自由是人解除自然根性束缚的所得。在相对自由段，人解除自然恶根性束缚的所得，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崇尚的德。得即德，德就是自由。绝对自由阶段，是人在有德的生命状态下，用悟性的生命权利解除所有自然根性包括生死根性束缚的过程。只有解除了生死根性的束缚，使得人生的最高价值得以实现，我们做人才能称得上是不枉此生。人在绝对自由阶段的所得，古人称之为“大德”。

德的实现有赖于人对自身善根性的养护及运用。善既为德本又为德的表现――德行。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善意味着：对内要制约恶根性的束缚，将贪婪、忧愁、烦恼、恐惧、悲伤、妒恨、狂傲等由恶根性产生的不良心理状态逐步清除，恪守中国历史上孔子等先人所倡导的做人的规定性（仁、义、礼、智、信），使自己的身心渐入安定、柔顺、祥和的“佳境”；对外则要求具有与他人构建和谐的趋向性，也就是立足于“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并在坚持做人的规定性的前提下，将自己融入与他人的和谐之中。古人将此称之为“外圆内方”。“圆”是和谐，“方”就是做人的规定性。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简称为“和”文化，文化的核心就是“外圆内方”。“圆”与“方”是有机的统一，无“方”，“圆”就会蜕变为“圆滑”；无“圆”，“方”则难以衡量，个体的自由实现也将失去社会的依托与支持，德孤则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