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将人的自由的实现立足于求己，强调的是自由的内容。而西方文化侧重的则是自由的形式，认同“自由”的实现须依赖于生存的条件和环境。数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扩张，人类对自由形式的苛求“与时俱进”。靠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人在得到自己感官需求的满足和享受的过程中，已经淡漠了对人生的真正意义与价值的追求。现代社会的首要危机，不是来自于生态、环境、能源、发展、信任或者是信仰，而是由于人们不知道如何去关爱自己，对自由的摒弃，对宝贵人生的暴殄，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自甘堕落。

“人类要有美好的未来，需要到中国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西方有识之士三十多年前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具有向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现代文化世界，中华传统文化应该在其中享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许多人知道，前面那句话是一群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宣言”。他们的聪明才智在现代人中的出类拔萃不容置疑，为什么还要到中国的古人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究竟有什么智慧？二千五百年来，我们中国人是否真正理解孔子并领悟了他的智慧？

理解孔子的关键是读懂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明确孔子一生追求的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孔子对人类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做人的规定性“集大成”，凭着这些无可争议的做人的规定，人们只需按规定去做人，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而无需依靠天、神、上帝的“护佑”，但这并非孔子的初衷。传统儒家具有功利性倾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导思想，实质上已经偏离了孔子的人生观、价值观。自孟子开始，儒家的传人没有有效继承孔子的“人文关怀”思想，由于把做人的目的定格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忽视了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使我们的民族形成了倾向于深沉、拘谨的性格特征，这与孔子本人开朗、豁达的性格产生了反差。“君子不器”，如果说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使我们这个世界成为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而身为这台高速运转机器零件的现代人已经难以不器的话，那么，以功利为主题的传统儒家思想又何尝不是育人为器？

孔子的智慧表现在他把人的自由的实现立足于由其自身践行做人的规定性。孔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只能用自由才能做出正确的诠释。对此，《论语》开篇的一段话已经告诉了我们：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列举（说“列举”是因为原文中有“不亦”）的是人在三种生活状态下的正确做人方法，这就是：学应该做到时习之，这与“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相近；与人交往应该做到以朋友相待，这是“仁”的要求；无“功名”昭于世，应该做到不愠，这与“慎独”相呼应。而“说”、“乐”、“君子”则是做人的目的。对此，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感受，因为学习和招待人的感受往往是苦与麻烦；而“人不知”，也就是怀才不遇的感受则通常是郁闷。由此并参照《论语》中的其他相关内容，我们可以从一贯主张“书不尽言，言不尽言”的孔子那里解读出他实质上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定位于自由。“说”、“乐”是自由，而“君子”则是指充分行使了理性的生命权利，解除了所有劣根性束缚而获得相对自由的人，也就是有德之人。

借助“子曰”，按照人拥有自由的程度，可以把人划分为四类：

小人、怠人、君子、圣人。小人是完全臣服于自然根性的束缚，在生存的过程中如同动、植物一样没有自由的人。小人在人群中占极少数。小人的可悲在于其难以教化，也就是素质教育很难使其生命的权利得以行使。怠人是指其生命权利的发动机处在怠速运转的状态，不明白什么是自由和怎样实现自由的人。世人多数为怠人。素质教育的使命就是促使怠人的生命权利发动机高速运转起来，成为认识自由、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人。圣人是掌握了生命的悟性权利并解除了所有自然根性束缚，包括生死束缚，获得绝对自由的人。

孔子的智慧还表现在，他用“孝”、“仁”、“中庸”这四个字概括了素质教育的全部。“孝”、“仁”为德，“中庸”为大德。三者皆为自由，同时又有做人的规定性的涵义。

孝是子女让父母身心愉悦的正当行为表现，这是做人的规定性要求。但孝同时又是自由。在贪婪、忧愁、烦恼、恐惧、悲伤、妒恨等根性的束缚中不能自拔，被自身的感官“享受”与刺激需求所左右的人，不可能拥有孝的生存状态。孝是立人之本，是人最容易获得的自由，也是素质教育的首要科目，经教化而不孝之人是小人。只注重孝的行为表现，忽视其内在自由价值的“孝”是愚孝，是怠人之孝。君子之孝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在解除根性束缚具备自我身心愉悦的前提下，与父母享天伦之乐的德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