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仪说，办公室政治这种东西，其实到处都有，问题是，你觉得它大，它就大，你觉得它小，它就小。
　　徐子仪是记者的采访对象中经历最丰富的一个。她当过国家干部、银行职员、香港公司驻沪办事处主任，现在是上海一家美资公司的部门经理（MD，manager department）。每一份工作她都有四五年的工作经历，用她的话来讲，是什么大场面都见过了。
　　24年前，她是广州某公司政审科科员，该公司专门为外资企业输送中方雇员，徐子仪是复杂的推荐过程的第一支笔。
　　徐子仪说，那时候真正的外资企业很少，就丰田、日立、三菱那么十来家日资公司，而且劳动服务公司收走中方雇员薪水的一大截，到手的钱不过几百块。“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了。”但很多人还是想进外资。
　　刚开始时，对每一个人的审查都是非常严格的，不但要通过政审，还要通过业务考核。那时的想法很单纯，一定要保证送出去的人是最好的，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徐子仪说。
　　但这种单纯很快被一些领导打破。他们以打招呼、写纸条的方式，要求放松对他们亲朋好友的审查标准，好让他们能进入外资企业。一位副局长连刚考驾照的亲戚都塞进去，结果被外方退了回来，理由是技术太差。
　　另一位局长要把自己儿媳妇送进去，徐子仪认识她，知道她生活作风不好，硬顶着不肯签名。“公司逐渐分成了两派”，徐子仪说，一边是坚持原则的人，以办事人员为主，另一边是要打破原则的人，以领导为主。
　　结果是，坚持原则的那些人逐渐地被调离原先的工作岗位。“住友”和“丰田”都希望徐子仪加盟，但她没接受，“那时候觉得不能为资本家做事”。
　　徐子仪的第三份工作是银行业务科科长。靓丽的外表与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她开始感受到来自同性同事的压力，也使她开始学习与那些不喜欢她的人打交道。
　　业务科还有另一位女科长，徐子仪的桌子和她的面对着面。“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么讨厌我，后来有人告诉我她嫉妒。”徐子仪的父亲是厅级干部，丈夫是香港人，女科长的父亲是老红军，丈夫是处长，她比子仪小几年，但子仪看起来比她小很多。
　　全银行的人都知道她们俩不和。“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讲一句话。”徐子仪还能感觉到她在工作中设置的障碍。她想过很多缓解的办法，但都不成功。“为了不影响其他同事只能忍着。”那两年她瘦了十几斤。
　　后来她听说女科长的儿子要升中，就帮她到处找熟人，还给她儿子推荐家教。后来女科长的丈夫生病住院等钱用，子仪毫不犹豫借给她1万块钱。有一天晚上，女科长打电话给她，说：“怪不得银行里的人都说你好。”
　　徐子仪离开银行已几年，女科长至今仍和她保持着朋友关系。
　　在不同性质的公司任职，徐子仪最不喜欢港资公司的气氛。她曾任香港一家大型化妆品公司的驻沪办事处主任，到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
　　她觉得很多人在公司里放着正经的事不做，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见高拜见低踩，互相猜疑嫉妒，到处散布谣言。“他们最喜欢偷听。”子仪发现有人专门偷听别人讲电话，或者在餐厅竖起来耳朵听别人讲话。“假如你对老板讲某一个人的坏话，他一定信讲坏话的人，而不是被人讲的人。”
　　她说她离开的第三年，那个公司就倒闭了。
　　徐子仪很享受现在这份工作。她喜欢这家公司的16级双轨制晋升制度，一个人努力工作，即使在职务上得不到晋升，还可以在经济上方面得到补偿认可。徐子仪说虽然公司里也会有争斗，同事之间也不一定开诚布公，但与港资公司比起来，这里简直是个天堂。
　　徐子仪认为，要减低办公室政治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应该从制度上考虑满足人进取的欲望。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徐子仪说，办公室政治这种东西，其实到处都有，问题是，你觉得它大，它就大，你觉得它小，它就小。当然，它也跟办公室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相关，如果低素质的人多，勾心斗角的事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