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德经的时候，古埃及的文字尚未得到解读。直到1822年，法国学者商波梁（Francois Champollion）才找到解读的钥匙。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则是在1898年末发现，1899年才鉴定的。仅从这一点看，在十七、十八世纪正确认识这两中古文字的起源，以及其间有没有关系，就是不可能的。直到很晚的年代，仍有人主张中国的汉字源于埃及，日本的板津七三郎是一个例子。他在19333年出版了一本《埃汉文字同源考》，两年后又出版其《重订及补遗》，对两种古文字作了大量的比附，甚至讲中国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载负图书的龙马、灵龟都是船，是埃及文明由黄河登陆的证据。
    其实他不但于古埃及文字所知有限，对中国古文字也没有多少知识，著书时依靠的不过是高田忠周《古籀篇》和《朝阳阁字鉴》、《汉字详解》这样几部书。看板津氏书的绪言，他在1911年初“偶得古铜瓶，朱紫碧绿可掬，而缘边蚀损，锈块硬着。经辛苦剥除底部青锈，见有如同绘画的阴刻原始文字，右转左回，犹难判读。对照《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渐知为商代父辛尊彝铭。因如此动机，感觉考究原始文字的兴味，遂驰思于探索其起源，想到世界文字的同祖一元说”。这件“古铜瓶”见书中图版，其实是汉代的铜钫（方壶），铭文是伪刻。图版“河南发掘兽骨板”，也不是真的甲骨文。由此可知，作者是缺乏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的条件的。近年，由于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已经为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大量的新线索。
    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发掘报告，便初步指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随后，海峡两岸都有学者对这些符号作了研究。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仰韶“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可为这种学说的代表。1977年，唐兰作《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又提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或绘写的符号是文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出现陶器符号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不晚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 1984年到1987年，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几座墓葬中，出土了三片刻有符号的龟甲和一件有符号的石器。符号的形状，和商代甲骨文很相似。遗址是相当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要早于公元前五千五百年。这一类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符号，例子还有许多。对其性质，学术界正在进行讨论。古埃及文字的起源问题，近年也有新的突破。198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埃及象形文字的先王朝起源》的书，作者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阿奈特（William S.Arentt）。他根据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到三千年间的一批遗址材料，对古埃及文字起源提出有趣的见解。他认为，古埃及文字的发祥地不在尼尼河三角洲，面在其南方尼罗河河谷地区的上埃及，先王朝时期的遗址大多分布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