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特别提到，先王朝时期晚期（约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三千年）十一处遗址都集中于上埃及。先王朝时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其中彩陶占很大比例。很多陶器上有绘写、浮雕或刻划的符号。阿奈特认为，古埃及文字正是从这种符号发展形成的，所以他的书中有一章就题为《彩陶与陶器符号——象形文字的滥觞》。陶器符号往往和纹饰有一定关系，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但陶器符号的特点是用来表示器物属谁所有，是所有关系的标志，这就不再是一种艺术的表现了。按照阿奈特的看法，古埃及文字最常见的若干表音字，如k，y，p，n，r，h，s，t，以及不少表示天象、地理概念的字，都能在陶器符号间找到其起源。谈到这里，读者不难发现，阿奈特关于古埃及文字起源的学说和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有明显的共同点：首先，双方都认为古文字的起源应上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双方所推溯到的年代也差不多。
    其次，都认为陶器以及一些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的前驱。陶器符号有的是图形，有的只是几何形，过去多被理解为艺术性的装饰，或者同语言没有联系的标记，但与较晚的文字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发展脉络。第三，陶器符号总是在器物的特定部位上，而且一般限于较小的局部，便和只起艺术装饰作用的花纹不一样。中国仰韶文化的符号多在陶缽口沿下，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多在陶尊腹壁外，也不同于普通花纹。第四，陶器符号常被用来表示所有关系，如器物属于某人或某一家族、氏族所有。有的还可能是制造器物的个人或家族、氏族的标记，这也可说是一种“所有”关系。由此可见，古埃及文字和中国的汉字虽然是两种独立产生发展，彼此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字系统，但其萌芽与形成的途径还是能够互相比较的。对这两种古文字的起源探讨研究，只要不牵强附会，确有不少值得双方借鉴参考之处。